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研究动机

中国妇女不论是在历史洪流或是文学作品中，一直在男性霸权文化之规范与逼迫下,扮演着屈从与次等的角色，绝大多数的女性一以未有受教育的机会，故不得智能之发展，进而掌握文字与知识为自己发言;二以未得经济自主权，故而需依附在以男性为合法继承人之宗法制度之下，一生在从父、从夫、从子的过程中日渐凋零而无法拥有自主之生命，这其中更隐含着色衰爱弛、不能生子等七出的危险，又有时局紊乱父可鬻女（如窦天章卖窦娥抵债）、夫死妇当守节（如魏代曹令女，夫死以截耳断鼻的方式拒绝改嫁）等意外…，妇女之生命随时处在无法自知并掌控的状态当中，几千年来的「男尊女卑」、「夫主妇从」模式一直重复地牺牲耗弱占二分之一人口的妇女生命，此种现象要到清末民初之际因西风东渐才又有了重新反省的契机。

古代妇女之困难处境与从属地位自不待言，而在中国严密的宗法制度社会下，男女之分际与身分地位之认同是极为清楚的，简言之可化约为「宰制-受制」模式，故一般观念里男子得以身为男儿自豪，女子则多以身为女儿自卑，这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男女性别的孑然分立与随之而来的不同社会规范在儒家礼教千年来的教导与浸染下，早生根成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而难以撼动，更已内化成中国人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集体文化基因与道德规范准则。宗教用以安顿生命，其经典中的祝愿祈求可说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深层愿望了，在唐朝的《药师经》中药师佛行菩萨道所发出的十二大愿，对于来世的期盼除了「智能无边」、「端正黠慧、诸根完具、无诸疾苦」外，第八大愿为「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极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证得无上菩提。」对于女人来说,今生今世的「百恶之所逼恼」，只能虔诚地烧香拜佛以求来世转生为男，才得脱离苦海，证得无上菩提！

虽说如此，现实人生的诸多险恶，有时也会有藉由乔装打扮而改变性别、身分者，其装扮变身的目的为何？不同的性别装扮又引发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说男女变装是一套文化符号的改变，人们认同的实际上是一套颠扑不破的符号系统网，在本文中即「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权力结构关系，而不管文化符号背后真正的性别事实与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与能力？本文拟以文学文本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蒙初所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为观察的出发点，希望藉由男女变装的文化译码，来剖析解读「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这一套运作千年的符号系统。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文拟以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观点做为全文的切入点，并辅以符号学理论对于男女变装提出论述与辩证。

《性别政治》是卡特‧米列（Kate Millett）的博士论文，于1969年出版，此书的出现确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地位。米列的主要观点为「性即政治」，男女关系一如政治当中结构性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宰制-受制」、「统治-从属」的关系。米列进一步定义性政治为：「统治的性别尝试将其对从属性别之权力维持及伸展的过程。」在中国，宗法制度就是建构「父权制度」的依据，其确立「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政治，更藉由不断社会化、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使男/女不仅服膺接受，更将统治/从属的社会分工内化为意识型态。而服饰，是一种非语言的文本，它可说是符号学中的「二度体系」，它建立在可被语言解释的基础上。服饰，更联系着该文化的释意方式与价值规范的体系，如「丧服」中的「五服」不仅规范着生者与死者间的宗法关系与血缘亲疏远近，更有服丧时间长短的区别；「被发左衽」、「断发纹身」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被解读为蛮夷之邦无文化之人;「左衽」在日本文化系统中则规范着死者穿和服的方式；「披发」已成为当代不分男女的蓄发自由，较难读出其中的文化意涵;「纹身」是某些原始部落的美体方式，在当代台湾又成了青少年追求时髦的价值呈现。

那么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在一个古代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又分别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意涵呢？男人何以放弃相对于女性较高的地位与身分，屈就扮女？女人又在什么样的刺激或情况下必须谨慎扮男？本文将对三言二拍中的男女变装相关篇章做一深入的比对观察，期能建构出男女变装背后之性别与文化意义！